我就讀台中師專時期,於1969年結交剛從復興文藝營得小說獎和詩獎回校的學弟洪醒夫,並邀他共創詩社,不久,他說看了我的詩,便決定不再寫詩,我卻是讀了他的小說後,自認不如他,就放棄了寫小說。畢業後,我們仍繼續在一起辦詩刊,他全心致力於小說創作,我則鍾情於詩。那時候,我們的心願是,有如兄弟各自努力,各爬自己的山。他在小說那座山頭,我在詩這座山頭,相互招手望著對方的高度。
當年,幾乎看不見什麼可以參加的大型文學獎,除了政戰部所辦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外(退役軍人也可以參加),我能參加的文學獎少之又少。1970年代,我剛任職國民小學教師,薪水微薄,所以想從參加文學獎得到一些金錢上的幫助,故而在後來參加了兩屆國軍文藝金像獎長詩獎,都得到了名次,獲得一筆不少的獎金。在那時期,1976年聯合報開始舉辦「聯合報小說獎」,我自認這不是我所長,不敢妄想去參加,但卻是洪醒夫的機會。1977年,洪醒夫果然以〈黑面慶仔〉獲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佳作獎,嶄露了頭角。
文學創作者最需要表現成績來證明自己的創作能力,否則很容易喪失信心和毅力,尤其有年齡壓力時,更覺心顫,而參賽獲獎則是成名的方式之一。1977年4月,遠在馬祖北竿服兵役的洪醒夫來信說:「希望《田莊人》寫完之後,還能弄篇小說參加徵文。有時想起自己都三十歲了,就禁不住打冷顫。」信末最後一句「禁不住打冷顫」震撼了我,同樣我也三十歲了,怎可以沒有成績呢?許下心願參賽的他,在1978年,果然以〈散戲〉獲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第二獎,再以〈吾土〉獲第一屆中國時報主辦的「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同一年得兩大報文學獎,頓時聲譽如日中天。而我一點成績都沒有,主要原因是,聯合報沒有徵詩獎,時報文學獎和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詩獎是徵敘事長詩獎,都要數百行以上的詩,非我平時創作形式,故一時拿不出好作品。
看著洪醒夫的優異得獎成績,深受文學界的注目和肯定,我決心下苦工寫敘事長詩,往時報文學獎及國軍文藝金像獎進擊。長詩,不像二三十行的短詩可以隨意而為,那麼的容易寫出來,而是需要慎選主題和準備大量材枓,規劃整首詩的龐大架構。1981年,我初次以〈小丑之死〉獲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佳作,這首詩,其實是由各則短詩組成整體,屬於各事件的併貼或銜接,敘事成分並不明顯,能得佳作獎就已是一種僥倖,後來這首詩經拆解並改寫為華語台語混搭詩,加上新添寫的詩作,集結成後來出版的《孿生小丑的吶喊》詩集。
1982年,我以〈雨中的廟〉獲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這首詩藉用藝術家李梅樹教授修建三峽祖師廟為敘事背景,設定詩中人物及故事情節,近似一種以小說性質寫成的詩。有了這樣參賽磨練,讓我日後的敘事詩創作更能得心應手。隔年,時報文學獎詩獎徵選項目做了改變,不是規定要徵「敘事詩獎」,而是改徵「新詩獎」,但行數仍定在百多行以上,算是長詩了。所以我仍往長詩方向準備參賽作品。
1983年,我的抒情組詩〈深巷連作〉獲第六屆時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當年首獎從缺,是因為沒有達到評審委員們認定的首獎水準。到了1984年,我繼續參賽,再以〈三代〉長詩獲第七屆時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可惜仍與首獎無緣。連續四年,都得獎了,不過,卻也為了寫許多長詩用去不少時間,精神上一直繃緊著,身心確實感受到疲乏,故想放空一段時間不再寫架構這麼龐大的詩,可是,有一個約定的聲音仍督促著我:「拿到首獎才停止參賽。」
那個約定的聲音也許來自於洪醒夫相互的激勵之言,也許來自於我內心深處原始的創作使命感。很不幸地,洪醒夫只拿到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卻因為在1982年發生車禍而去世,留我獨自在詩這座山頭往時報文學獎繼續向上攀登。到了1988年,我擷取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為詩作材料,寫出長詩〈童話的遊行〉,終獲第十一屆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了卻了一樁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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