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優異的台籍作家，在1950年代主流畫壇的成就，雖然不復日帝時期的備受肯定，但是他們在《東方少年》兒童雜誌中繪製了精湛的漫畫插圖，為當時兒童雜誌開創藝術性的教育功能，因此這些畫家在1950年代，因政權轉換面臨創作歷程的改變過程，和其作品精神與意義，值得深入探討。

　　林玉山生長於嘉義的裱畫店「風雅軒」，自幼看著家中的民間畫師接受訂單，臨摹各種形式固定的宗教畫，耳濡目染之下，林玉山很快掌握了傳統書畫的臨摹技巧。「在那個時代，裱畫店除了替人裱畫外，還掛了很多畫，具備畫廊的功能。」所以家中的藝術環境是林玉山接觸中國繪畫的開端，跟隨家中的畫師臨摹與學習色彩調配，可說是他一生璀璨的美術創作生涯的啟蒙教育。

林玉山西畫轉國畫

　　日帝時期的林玉山，在時代風潮之下，一開始也對陌生的西畫滿懷熱情，並曾跟隨嘉義同鄉藝術家陳澄波學習水彩畫技法，這是林玉山初步了解「寫生」的機緣。1926年林玉山跟隨時代的美術步伐來到日本學習現代美術，一開始原本計畫學習西畫，後來在一場「中日文化交流展覽會」中，看到來自北京名家齊白石、梅蘭芳等人作品，皆融合了西方重視寫生的繪畫觀念，但是以傳統繪畫為媒材的新中國畫，顛覆他印象中只講究臨摹的中國繪畫，也重新選擇在日本的學習志趣，他在2004年的一場訪談當中，也再次提到這個重要的美術學習轉捩點：

　　「我原是學西畫的，和陳老師（陳澄波）同樣學西畫的，…後來，舉辦了一個「中日文化交流展覽會」，我去看到那些中國畫，哇！有梅蘭芳的畫、齊白石的畫，全都是出名的（畫家），心想這種中國畫就很好啊！哪還需要畫油畫？於是我就跑去畫東方式的水墨素描，那個時候就（把西畫）換過來。」

　　從此，林玉山在畫壇與中國畫結下不解之緣，不僅如此，由於他在日帝時期已經學會流利北京話，熱衷讀古書、古詩冊，也加入嘉義當地的詩社活動，並深深被中國風景所吸引，他曾提到：「第一個印象是大陸風景，被大陸風景所吸引去的，像揚州、西湖…那些都很熟悉！那時候雖然還沒有去過，但對那些風景已經很熟悉了，都是在雜誌、畫本裡面的照片。」

　　一再顯示林玉山鍾情中國山水，這樣的興趣也奠下他在《東方少年》雜誌中，畫出細膩中國歷史長篇小說漫畫。儘管日帝時期，他以寫生觀念創作不少有關台灣主題的優異作品，創作題材多數來自生活經驗景象、大自然動物和周遭的親友，作品也多次獲得台灣美術展覽會的肯定，而為了以行動支持台灣藝術團體的發展，他也加入台籍人士創辦的台陽美術展。

　　戰後初期，憑藉著他在日帝時期的美術地位，順理成章成為戰後官辦美展─台灣省美術展覽會（1946年府展更名，簡稱省展）的大老，承擔戰後台灣美術推廣和美術人才培養的工作與使命。第1屆「省展」閉幕後，台北市長游彌堅主持的台灣文化協進會，於台北中山堂4樓該會辦事處，舉行美術座談會，日期是1946年9月17日，邀請林玉山、陳進、林之助、郭雪湖、陳敬輝、蒲添生、陳夏雨、李石樵、李梅樹、陳澄波、陳清汾、顏水龍、廖繼春、劉啟祥、楊三郎、藍蔭鼎等全體審查委員前來座談，會中對於台灣如何推行美術教育，林玉山曾憂心忡忡提出戰後因為物資缺乏，美術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不僅藝術家面對美術材料短缺的窘境，一般學童甚至一張圖畫紙和一支畫筆都很難買到。

　　另外，在討論會上他也提出對於第一次「省展」的看法，他認為：作品中雖有些忘卻個性的傾向，可是畫材不論什麼都好，若沒有個性與傳統是不可以的。國畫需要有中國的作風，其中也有不健全的。洋畫，雕刻，也要尊重獨創的精神。如此的美術見地，促使他在《東方少年》中以水墨的筆法，為陳秋帆改編的多篇歷史故事，畫下一幅幅恍若炭筆的細密筆觸漫畫。

不可無個性與傳統

　　林玉山的漫畫作品全數以水墨作畫，在小小的漫畫中，雖然難以發揮水墨畫的恢弘氣勢，但林玉山卻以擅長的寫生（寫實）手法，畫出故事的歷史場景和人物神韻。其實早在日帝末期的戰爭時期，林玉山為了家庭生計，曾經與小說家徐坤泉、吳漫沙合作，在《新民報》文藝欄的〈靈肉之道〉、《風月報》的〈新孟母〉、〈三鳳歸巢〉和〈可愛的仇人〉畫過漫畫。

　　後來日本人廢止台灣報紙的漢文版後，一度連僅有的繪製漫畫的美術工作也沒了，所幸後來，楊逵將《西遊記》、《三國志》等中國故事譯成日文，他又開始畫漫畫的工作，提及日帝時期畫漫畫的經驗，林玉山也說：「後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比較沒有機會繼續畫圖，那段期間，藝術家能為新聞雜誌畫插圖的只有我會而已，那時的生活只有靠這個，當時畫純藝術的圖，沒有辦法生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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