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殖民台灣之始,手工、圖畫課、美術課等西式美術教育正式進入台灣教育體制,在台灣播下新美術種子。
《東方少年》創刊於1950年代,當時國內的兒童讀物市場尚未蓬勃發展,因此並未培養出專業的兒童漫畫家。《東方少年》雜誌中的漫畫作品,除了有多位漫畫家是以筆名著稱,例如:一輝、林如、幽谷、迎薰、滄浪、海馬等,無法考究其本名及其創作歷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多位在日帝時期畫壇知名的台灣畫家,也加入《東方少年》兒童雜誌的漫畫園地發表創作。
藝術因環境丕變
對於這些畫家在當時轉向,投入耕耘兒童藝術教育的動機,深感好奇,而當代藝術的思潮與藝術表現內涵,和文化環境及政策息息相關,因此就依據1950年代的文化環境,分析當時台灣畫壇所面臨的藝術創作環境,探討藝術家在日帝時期和戰後,所面對的藝術創作環境的改變,再進一步析論這些畫家在《東方少年》中的漫畫作品風格,相信更能看出漫畫作品所傳達的時代精神與意義。
1868年日帝明治維新開始,送往歐洲取經學習的青年便絡繹不絕。隨著留歐學生日增,在美術革新方面,也輸入西洋繪畫的新觀念和技巧,舉國上下進行西化政策不遺餘力的日本,也因此醞釀出學習近代西畫的開端,在風起雲湧的時代浪潮之下,西洋畫也在日本畫壇占有一席之地。
隨著日本殖民台灣之始,手工、圖畫課、美術課等西式美術教育正式進入台灣教育體制,在台灣播下新美術種子,將西洋畫的靈魂技巧帶入台灣生根發展,日本來台早期畫家如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鹽月桃甫、木下靜涯等,正分別是台北師範學校和台北第三高女及台北第一中學的美術老師。
台灣有志於繪畫的青年,在一個需要權威又具公信力的競技場所來互相琢磨交流,在總督府支持下由台灣教育會主辦美術展,因此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鹽月桃甫和木下靜涯等日人來台的畫家,成為當然的美術審查員。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遂於1927年正式成立,分為東洋與西洋畫2部門。
首屆入選「台展」西洋畫部的台籍畫家是廖繼春、陳植棋;陳進、林玉山和郭雪湖則入選為東洋畫部,參賽的台灣傳統水墨畫作品為數不少,但作品多是採用傳統臨摹技法,缺乏寫生精神,完全與日本美術家眼中東洋畫強調寫生的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在「台展」中全部落選。
而「台展」又是日帝時期官辦的大型美術展覽,對於畫壇發展有相當大的引導作用,在藝術家們以問鼎「台展」的創作目標引領下,中國傳統水墨畫從此在「台展」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學習「新美術」的風潮,西洋畫、東洋畫(現今通稱為膠彩畫)成了日帝時期台灣美術的主流形式。
官辦美術展在當時極為權威,也是當時美術家為嶄露頭角的競技場,所以評審的導向影響畫家的創作方向、技巧極深,至於創作內容,台籍畫家日漸重視自己生長家鄉的風土特色,於是重視寫生與鄉土趣味的作品,成了日帝時期最受歡迎的藝術創作形式。台展在當時也只是半官方主辦下象徵殖民地的地方美展,而東京的「帝國美術展覽」,更顯現一種權威的中央美展。
來自中國傳統的水墨詩書畫,在日帝時期的「台展」和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時代,長期居於受鄙視的地位。1945年台灣結束被日本的殖民統治後,中國傳統繪畫再度在戰後文化重建的美術議題中被重視。
1946年由游彌堅在台灣文化協進會所主持的一場美術座談會中,當時台灣的知名畫家林玉山、陳進、李石樵、廖繼春、陳澄波、李梅樹、楊三郎都是與會人士, 針對座談會中有關如何推行美術教育的討論主題,林玉山曾說:「日人早在台灣之中發現台灣的特色,熱帶的情調,當時日本人謂台灣藝術畫為『灣製繪畫』,光復後內地的畫人(大陸來的畫家),動不動就說出台灣藝術為日本畫。」
創作隨政權漂移
尤其是1949年之後,中國水墨畫隨著中國畫家來台,在民族主義情結的文化政策護航下,「就像當年日本人隨著政權把藝術的主流觀點植入台灣畫壇, 同樣在意識形態主導下,影響台灣美術發展面貌,中斷了數十年的中國傳統水墨書畫, 重新踏上舞台」,中國水墨畫成了畫壇主流,並在當時政治氛圍下取得不可撼動的地位,成為一國之畫。
1950年代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各行各業文人或藝術工作者,較台灣人更有機會居於重要職務,不僅接近權力核心,更是直接主持文化政策。本地的藝術家雖然早已在日帝時期,透過日本的美術教育與西方國家的藝術資訊接軌,不論是在技法或美學詮釋手法,都有相當的水準,可是這一代師承日本的台籍藝術家,大都著重於西洋畫和膠彩畫的技藝學習,傳統水墨畫受到象徵日本文化的東洋畫排擠,所以日帝時期台灣人藝術家對於中國水墨創作已經十分生疏。(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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