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膠彩階段（約1895-1945）

　　在日本統治50年之後，台灣逐漸擺脫閩南、江浙一代文人水墨畫的走向，而經由日本近現代歐化的美術運動，接觸了西洋畫，包括陳澄波、洪瑞麟等年輕畫家，都逐漸展露頭角。另一方面，郭雪湖、李梅樹等也以日本傳統膠彩素材的「東洋畫」而知名。

　　大陸水墨階段（1950年代）

　　1949年之後，國民黨政權遷台，「渡海三家」黃君璧、張大千、傅心畬等大陸水墨畫家，逐漸成為全省美展（簡稱省展）的評審，黃更成為台師大美術系系主任。因此，50年代圍繞著「省展」、「國畫」走向的辯論，以及「東洋畫」和「水墨畫」哪個才代表美術正統的衝突，其實正是當時政治氛圍的延續。

　　歐美前衛階段（1960年代）

　　50年代中後期，不滿傳統水墨畫宰制畫壇的青年畫家，紛紛出走到歐美國家「世界畫壇」如紐約、巴黎取經，學習西方現代主義與抽象繪畫，以示對抗，且這批畫家不只是短期進修，而是以定居國外為目的。人才的大量流失，也讓台灣美術界走過空白10年。

　　本土認同階段（1970年代）

　　60年代西化狂潮後，台灣藝術界紛紛感受到與自鄉土、自我精神以及情感的疏離，70年代適逢文學界引爆現代主義批判浪潮、鄉土文學興起，重新回歸「本土」的反思已經萌芽。

　　美術評論家蔣勳曾指出，1966年畫家席德進選擇歸國，有雙重代表性：第一，他是外省（四川）移民台灣；第二，他經歷了西方現代主義洗禮。席德進的選擇同時也是當時許多美術青年的選擇，影響了整個70年的的本土化運動，台灣民俗、廟宇、崩潰中的鄉村風貌，逐漸成為畫家筆下題材。

　　傳統水墨畫也跟著蛻變。1977年台灣東北海域發生油輪汙染事件，畫家黃銘昌等人選擇以水墨畫表現，突破了長久以來中國水墨畫「不食人間煙火」窠臼。自此後，「自由」成為台灣從事藝術創作的最大優勢，畫家們不再介意混搭膠彩、水墨素材，重點是反映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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