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台北市民口中的「六條通」,就是現今中山北路一段一○五巷,戰前的正式地籍名稱謂「大正町」。為何叫作「六條通」?因為若以台北驛前的大馬路為軸線,走到中山北路一段頭是「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然後從市民大道(以前是台北基隆間的鐵道線路)開始,凡遇橫向的馬路或小巷算起,數到第六條即六條通,過八條通後就是南京東路。
是以一條通到八條通的巷子呈棋盤式都市計畫新規範,此處也是日本人聚落區。之所以會數到幾條通,係模仿京都既成的市街形式,而京都街路的原模又來自中國的長安。當初台北都市建設能順利規劃成棋盤式街道的,必然是未開發的土地才好進行,一旦闢成嶄新街町,日本人便紛紛進駐了。
戰後為了解決頻繁火車班次通過平交道阻礙交通,一九五四年從一條通至八條通架起橫跨鐵路的陸橋(全台第一座專供汽車行駛的天橋)後,委屈在巨大天橋下的路段逐漸沒落下來。早期路旁都是兩層樓店面,貼淺色磁磚,至今仍有一些尚未改建。其中六條通口中山北路一段一○七號的店舖,原是一家名叫「雅典攝影場」的照相館舊址,二二八事件前後,照相館樓上攝影棚一隅,曾是當年文人雅士群集,談文論藝的沙龍替代空間。
藝術青年雅聚所
戰爭剛結束,物資匱乏,百廢待興,當時的台籍知識青年極欲撥開烽火的迷霧,冀望各憑所學,摩拳擦掌,抒發個人的理想與抱負。趣味相投的藝文人士常聚在一起,「雅典」攝影場遂成彼時文學、藝術青年雅聚之所。
「雅典」老闆詹紹基是新竹人,也是新竹畫家鄭世璠的老友,詹紹基在台北開業,酷愛古典音樂。一九四六年甫自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成返台的廖德政也是個古典音樂迷,鄭世璠與廖德政初識,立即熱心為廖德政引介台北畫壇人物,知道廖德政偏好古典音樂,更不能錯過詹紹基這位同好,此外還有一位畫家兼評論者陳春德也是精彩人物。陳春德與鄭世璠是能文能畫的舊識,而陳春德又住在七條通,離廖德政位於今晶華酒店一帶的住處很近,因此兩人最常到「雅典」欣賞音樂;鄭世璠反而是「雅典」的稀客。
當年也住在六條通的王白淵,亦是詹老闆好友,王白淵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熱中社會主義,寫作比畫圖更勤,卻也成為戰前戰後兩個政權的眼中釘,曾多次被捕入獄,一生命運坎坷。
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台灣省美術展覽會」開幕,省展的前身「台展」,以往每年均印有精美圖錄;但第一屆省展省政府無編列畫冊預算,彼時,王白淵擔任半官方的「台灣文化協進會」理事,負責籌辦第一屆省展,力主省展展覽圖錄委由省府刊物「台灣畫報」(主編藍蔭鼎)發行特刊號。那一屆所有圖版的攝影作業,就是雅典攝影場的詹老闆親自拍攝的,當與王白淵不無關係。王白淵因參與社會運動,與廖德政父親熟稔,又是廖德政東京美校學長,遂成為聚會裡的龍頭。
與廖德政同年返台的雕刻家陳夏雨,是大稻埕「山水亭」台菜館老闆王井泉的知交,王井泉和詹紹基人在商界卻非常關心藝文,支持美術、戲劇、音樂活動不遺餘力,兩人頗有往來。王井泉推薦陳夏雨為詹紹基父親塑像,並介紹一些藝文界人士到「雅典」來聊天、聆賞音樂,如以「牛車」一作受到矚目的小說家呂赫若、音樂家呂泉生、高慈美、林秋吟,第一位東京美校留學生張福興的兒子鋼琴家張彩湘等,皆曾加入「雅典」陣容,烹茶、飲咖啡、聽音樂,往來無白丁,宛如藝文沙龍,可以想知最忙碌的非女主人莫屬。
詹家二樓前半面對中山北路,是攝影棚,後半是客廳,擺著圓桌與幾張沙發,留聲機喇叭和唱片置於裡側樓梯轉角處,這小小的一隅,曾留下許多早年活躍藝文界前輩的足跡。
懷念的藝文記憶帶
攝影場是生意場所,門戶開放,訪客往來穿梭十分熱鬧。一九四六年至翌年初之間,最常來串門子的是陳春德,和同住在附近的廖德政與王白淵。後來陳春德罹患肺結核,熬到一九四七年病故。那年又發生二二八事件,風聲鶴唳,王白淵鋃鐺入獄,呂赫若與廖德政的父親行蹤不明,任教師範學院音樂系,也是廖德政新婚妻子鋼琴老師的張彩湘,亦因呂赫若案被牽連拘押,時局動亂之後的「雅典」頓形冷清。
攝影棚替代藝文沙龍的第二階段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彼時,台灣畫壇壁壘分明的兩個世代,率先留日的第一波畫家如楊三郎、郭雪湖、 李梅樹、陳進、林玉山、李石樵、顏水龍等人早已坐穩省展審查委員寶座;廖德政、張義雄、金潤作等較年輕畫家,僅能從省展的競逐中爭取脫穎而出的機會。
雅典攝影場二樓沙龍的性質,逐漸變成初出道畫家宣洩不滿省展內幕心聲的地方,鄭世璠陸續引薦張萬傳、洪瑞麟、陳德旺加入沙龍陣容。首屆省展以來屢獲佳績的金潤作已晉入免審查資格,一九五一年張義雄、廖德政雙雙榮膺特選主席獎。漸成氣候的新秀畫家,正值年青氣盛,加上張萬傳、洪瑞麟與陳德旺自來不與體制為伍的在野性格,兩派人馬惺惺相惜,一拍即合,醞釀自行籌組畫會,有意與台陽美展互別苗頭,後來果真成為「紀元展」創會的雛形。
一九五四年第一屆「紀元展」假博愛路一一四號美而廉西餐廳舉行,設計展覽海報的金潤作,也是古典樂迷,自詡專攻工藝,畫畫是業餘;但他留學大阪潛心圖案設計的課餘,即十分關心立體主義繪畫風格,連設計的作品也有立體派的特徵。他算是台籍老畫家中較早受到現代主義衝擊,大膽變形乃至抽掉形象的藝術家,可惜一九八三年就去世了,是「紀元展」創會六君子當中最先離開人間的。
「雅典攝影場」早已結束營業,昔日樂音悠揚,高朋滿座的藝文沙龍幾經變動,所幸建物還存在。掙脫天橋障礙後,老舊建築披上新裝,靜靜佇立於中山北路的六條通巷口,置身於曾是歷史場景的二樓,透過觀景窗,蒼翠的樟樹在眼前舞動。
十幾年前詹紹基也走了,當年曾出入「雅典」的人士,都已是台灣藝文界的風雲人物,而這位默默提供場地的幕後英雄卻鮮為人知。幸有舊跡可循,總可以拾回一段早年藝術家惺惺相惜的記憶帶,停格細看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素養,彼此間的真摯情誼,和當年社交環境的景況,「雅典」應該也稱得上另類風土空間吧!
回前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