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舞作的原創性與不斷嘗試新風格的語言實驗，是毋庸置疑的。舞台上所呈現的舞蹈與樂曲，隱隱然讓人回憶起六○年代的台灣風景。包括了「黑貓歌舞團」式的樂隊演奏、有如行走於街市的老樂團，都讓人帶有懷舊的意緒。然而，在推著板車向上奮鬥，卻不斷滑落，不斷奮鬥的身影裡，我們卻仍看見，古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式情懷，那讓十七歲的林懷民看了想流淚的某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那或許是陳映真小說最讓人動容的所在。

　　然而，在台灣這樣一個政治如此沉悶，社會如此對立，而消費化的語言與符號又在所有市場，尤其是傳播與文化市場如此漫天蓋地的時空裡，林懷民舞出陳映真小說，所要召喚傳達的是什麼呢？難道只是懷舊的「一場舊日的夢」？或只是個人少年時代的感動？或者，它還可能有更多一點的意義？

　　先就文學看，陳映真小說曾在七○年代，被當時學者徐復觀稱為「海峽兩岸第一人」，所稱譽的，是他的文學創作。而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時，由於他小說中對弱小者、破敗的農村、老兵、苦悶的知識分子等的同情，以及他的文學觀，被扣上「左翼文學」的紅帽子。在後來所創作的《華盛頓大廈》等一系列有關跨國公司與台灣經濟受宰制、人性受到扭曲的小說裡，又顯然對「國際化」口號下的主流價值，採取批判的態度。在八○年代後期所創刊的報導文學雜誌《人間》，則以對弱勢者的同情與報導、對生態環境的關懷、對小人物的溫暖與深刻的描寫，而被視為是「台灣社會的良心」。然而，這些聲音，終究不敵日漸興起的消費化社會的狂潮。以至於九○年代初，《人間》雜誌停刊的時候，文化界說，這是「股票升天，人間落地」，充滿惋惜之情。

　　距離《人間》停刊又十幾年之後，我們只能說，文化市場是日益的消費化、輕薄化和政治化了。不僅《人間》所提倡的人道主義精神衰頹了，理想主義者那種薛西佛斯式的不斷失敗、不斷奮鬥的精神，也日漸的沉淪於成王敗寇的現實主義法則。現實的考量，利益的算計，超越了文化所應有的自主性。以至於當年輕人聽說台灣曾有過一段充滿理想主義的時代時，竟看不到《人間》雜誌當時的作品。

　　文化，終究不是市場，它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它需要生活於其間的人，有意識、有理想的傳承下去。應該說，它應該超越於政治之上，而成為更恆久的價值。想一想魯迅吧，當年他打了多少論戰，多少左派、右派的爭論，如今，魯迅真正讓人動容的，仍是他小說裡的人物、細緻而準確的文字，以及其中不屈的精神。而政治上曾被當權者視為不正確而沉寂下來的沈從文，又何嘗不是超越了政治的局限，成為文化的共同遺產。

　　該問的是：什麼是台灣的文化價值？那可以超越政治、超越市場、超越算計而恆久存在下去的文化呢？

　　不管林懷民是以一種感動的心，在創作著陳映真小說裡的故事，或者，他是想召回台灣日漸失落的理想主義精神。然而，陳映真的小說與林懷民的舞作的結合，終不能不讓人想起林懷民剛剛回台灣創辦雲門的時候說過的「要跳自己的舞」，那充滿理想主義的七○年代，啟蒙年代的台灣。它是對台灣應有的文化精神的一個回答。

　　陳映真和林懷民，有如在提醒著台灣社會，我們曾有過的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精神，如今安在？它是一個溫和，然而堅定的召喚。我們更該問一聲：在經濟繁華的表象與政治狂潮過去之後，台灣文化最後還會剩下什麼？這才是台灣文化要追尋的精神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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