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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 陳澄波藝術評論真犀利
陳希林|中國時報/文化藝術∣2001年4月25日
  一九三五年,日人野村幸一參觀當時的台陽美展之後,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一篇文章,名為「發揮台灣的特色吧!」,評論當時台灣畫壇情況。

  他認為,「內地(即日本)」來的畫家縱然曉得台灣題材豐富,可是怎麼也抓不到台灣優秀的地方而致作品缺乏內容。相反地,台灣畫家「不管怎麼差勁也能抓到台灣的特色」。因此他認為台灣畫家一定要「放棄迎合主義的根性」,盡量表現台灣的特色就足以發展台灣畫壇了。

  在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顏娟英出版的「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一書中,處處可見這樣的描繪,像一扇窗戶一樣引領今人進入昔日台灣藝談的世界。

  文化大學教授李乾朗也指出,同一個地點的建築物(如台北火車站的今昔)可以讓人感受到該建物的「前世今生」。同樣地,他在顏娟英的書中所見的前人論點,也像前世今生的感覺一樣,帶人進入以前的台灣畫壇。

  讀過這些前人的描述,其實可以發現當時台灣畫壇所遭遇的問題及所處的情況,在今日也差不多,呈現有趣的比較。例如最早居住在台灣的日本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強調鑑賞的重要,並認為美的標準,終究要依賴觀賞者的眼力判斷。

  現在的人常開玩笑說,得獎或入選某個知名的雙年展之後,後續的創意就沒了。早在一九三三年,畫家陳澄波就有點這樣的感覺。他回憶自己於一九二六年入選東京帝展的往事說,「自己內心後悔太早,在尚未成熟的狀態下便賺取世間的虛名」。陳澄波認為,如果將研究的期間延長,他應能有更圓滿的表現。

  對於較大型的藝術文化活動,現在的人也常常以「大拜拜」來批評,認為這樣的場合只有活動,欠缺深度的累積經驗。一九四二年,在台灣的日本美術家立石鐵臣也有相同的見解。

  他於當年發表的「台灣美術論」一文當中說,政府在台灣推動美術的目的既為提升台灣文化,栽培優秀本土藝術家,順便鍛鍊純粹的皇民精神,那麼「在舉辦大祭典式的美術展之前,還有些應該優先推動的工作」,例如設立美術館展示日本傳統古典美術、設立培養美術家的研究所等植根動作。

  雄獅美術總編輯李賢文認為,日治時期的畫壇與今日比較,一個重大不同就是當時的評論坦白率直。顏娟英在「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中指出,當時的評論方式「誠懇而且不畏懼權威前輩」。台灣畫壇上的領導人如鹽月桃甫、鄉原古統等人經常受到嚴厲批判,連大老級的石川欽一郎也被批評為「好像缺乏新意與刺激……,從他的作品中我們聽不到自然的心聲,令人遺憾」。 

  畫壇大老如此,當時的後生小輩就更不用說了。李梅樹「缺乏韻律感」,畫一隻大蕃鴨「不必使用這麼大的空間也能夠充分發揮吧」。張萬傳則被簡單地說成「沒有條理地畫著」。陳澄波也很慘,「他的畫作有學院的臭味……畫面有些僵硬化的毛病,覺得有些像廣告畫」。

  雖然如此,顏娟英注意到被公開批評的畫家「往往沈默地接受」,只要是針對作品本身所發出的批評,畫家都保持尊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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