檜木門的門把油亮亮的。

　　臉上若無胭脂，便有著像是生育過度的瘦弱或肥胖；或是有著肝膽和營養不良之類的疾病所染上的臘黃。

　　一枝草一點露，是她們習常吐出的一個宿命句。

　　這是我想像著從日式時代一路穿越至今日的女人，查某人。她們的血液流淌在大歷史之後，既超越歷史也超出我們這一代女子的想像。

　　紅，是我對那個時代女子所想像和延伸的顏色，一切事物以「紅」來做散放和連結。婦女又稱為紅粉、紅顏。紅妝，婦女的飾妝；紅袖，婦女的衫袖；紅樓，婦女的居處；紅潮，婦女的月經…甚至婦女的淚，還稱為紅淚。女人從紅潮開始宣告長大，從紅鸞星動初嘗情愛，從紅妝裝扮裡顧盼青春，在青春裡繁衍後代，然後無可挽回地一路老化下去，結束一生。

　　唯獨「紅男綠女」這個字詞有了例外。這個例外的形容詞給我一種奇異之想，這種奇特感是緣於字詞背後有一股強烈的人間感。

　　過往的女人在裝扮時，其實是少有自我意識的，在父權社會，女性穿著豪奢以彰顯其丈夫或是情人的購買力，女子是「彰顯式消費」最原始的對象。女子為了競豔，競豔還為了社會地位與身分。三妻四妾，啟動了女人先天互競的本能，互競的裁決者卻是在男方。

　　裝扮於外還是體現財富的形式。三、四Ｏ年代，西方的女人以穿皮草來彰顯財富；三、四Ｏ年代，台灣的女人以絲綢絨緞來訴說身世。

　　畫家陳進筆下的女人展現泱泱閨秀氣質，展現的形式從衣裝和神態透出端倪。特別是在衣飾的材質和梳妝的樣式。細節的繁複更是體現之所在，以繡工以裁剪以配件來體現在領口上、袖口上、鈕釦上，配件以首飾和手絹為多，玉珮黃金珍珠在畫中是常見的，女人修得細長的指頭不是正在梳妝就是在吹笛彈奏。

　　繁複的花樣以中國結、印花、開衩等風情來開展女人的身體樣貌。基本上陳進筆下的女人是屬端麗佳人，沒有狂野之氣，加上膠彩畫特有的一塵不染，於是充滿著日本式和民初式的從容與優雅，像是櫻花般的情調。

　　李梅樹筆下的閨秀則帶有一股濃豔，甚至是一種台灣濃厚的鄉土味。李梅樹筆下的女人即常穿著紅色之衣，背景透著綠色的大地或是油亮的芭蕉樹、盆栽；女人手中不外是毛線球或是支著下巴望著前方，或是正在喝下午茶。然由於畫家捕捉到台灣婦女特有的直爽氣質與衣服的設色及景深的運用，因此讓我感受到他筆下的女人身體充斥著一種來自遼闊土地的生命力，女人的衣裝圖案以植物居多，花朵傍著女人，顯現一種陰柔。陰柔中，她們卻是肌肉結實、眼神爍然、大氣大派，像是「紅樓夢」裡的王熙鳳，類似一種牡丹般的氣質。

　　畫家也利用畫作的背景來展現景深，景深還秀出了女人所處的空間層次，空間裡的陳設物件則可看出女人的喜好與財富（又是財富，足見裝扮和陳設是一種可見可丈量的某種財富），特別是陳進和李梅樹的畫作最為明顯。陳進的畫裡，女人背後的屏風、眠床枕頭和家具，最能展現細節。細節以珍珠貝、鏍鈿、雕花來呈現，甚至從畫作裡還能聞到一股頂級檜木的陳香。

　　在這樣的畫作裡，由於畫家將描摩述說的對象停滯在觀照上流階層的婦女，於是我幾乎見不到一種該有的人世風霜底層，這和我記憶裡的上一代女子生活氣味是有差異的，記憶中的上上代女子顏面總是有著風霜，衣飾為了工作之故也都以簡單俐落的裁剪為主，絕少見到蕾絲勾邊等裝飾。當時的少女和婦女幾乎是兩個絕然斷裂的階段，就像母親常說的「油麻菜籽命」飛到哪落到哪，於是「結婚」就像一場賭注般。今日的女人反倒像陳進畫作的女人，女人們總是刻意保養著，以延長當少女的時間感。

　　勞動婦女的衣妝為何？即使李梅樹畫過勞動的婦女形象，在我看來似也有一股揮之不去的怡然。從事米糧生意的李家曾購置大片田地以耕稻，富家子望向女工的心情是什麼？可見的豐饒之景以顏色濃厚豔麗來鋪成，穿著「紅衣」呼應著金黃大地與白色屋宇。

　　相較之下，李石樵和陳澄波的畫作更能呼喚我的記憶，二者的早期畫作幾乎將勞動男女和家庭的人際氣氛描摩至完全寫實的境地，甚至當我望著畫面都會生出一種對際遇的包容。

　　阿嬤的年代，男耕女織，農事忙時，女人則棄織就耕，常常嬰孩嚎哭索奶時，女人當就著溝水洗把手，坐在田埂上解開布衣袖口掏出奶來哺餵囝仔。女人餵奶也不避嫌，其他男子在身旁來去，為人母親就這般端然地解開鈕釦，裸裎胸膛。顏色通常是灰黑色系的，頭上包著頭巾，臂上還戴著袖套。

　　所以阿嬤年代的衣服幾乎都是一式地開襟，胸襟口大都以中國結或是以鈕釦來製作，原來胸膛開襟的目的除了男女情慾之外還為了哺乳。同樣是哺乳的動作，陳進「母愛」一作，少婦著粉紅套裝，餵的姿勢那般典雅，和勞動婦女餵奶的衣著與氣質簡直是南轅北轍。

　　從許多畫家晚期描繪的女妝作品裡我看到了衣妝復古的靈魂無所不在。像去年和今年流行的桃紅色系以及花朵、幾何圖案，在李梅樹的畫作裡竟是見到這樣的流行復返。

　　當年人們的衣裝所留影和顯露的其實是背後的家族與家世，也是一個時代所凝結的縮影。戰後台灣湧入大批來自大陸移民、來自香港和上海時尚之城的婦女們漂流至台灣島嶼，所牽所掛也是原鄉的衣妝風情，因而彼時這些海派和港派女子梳妝著時髦的髮型、著開高衩旗袍、修著長長的指甲挽著黑絲絨綴珍珠的小皮包，鎮日至布莊剪布做衣裳或是到劇院看電影聽歌、至鄰家做美食甚至打牌等，這些畫面對於當時窮困人家之女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大阿姨嫁給外省上校，於是她的裝扮也就日漸迥異於我的母親，我從她們身上看到不同的衣妝態度，又從不同的衣妝態度看到不同的人生想法。好比大阿姨總是闊綽，即使後來隨著丈夫過世家道中落也要維持外表光鮮亮麗，談起愛情總是大膽而先進，對於職業和未來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甚至後來大阿姨還開起檳榔西施的行業。相較之下，母親總是嚴苛，買一件衣飾要來來回回幾度費思量，對於感情（甚至不能稱為愛情）保守而沒有想像。

　　不論從畫作或是真實的人生，我在衣妝裡還真是窺見了女人對人生態度的某些行徑與端倪，而經濟變遷與族群認同也反應在此。我就曾聽過上一代女子說：「不要穿外省婆的衣裳。」這就是為何所謂的大家閨秀最怕被類等於賣藝女孃，衣的潛意識底層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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